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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还在1992年的时候,我自愿参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当时我才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工资自然很少,但我仍然资助了贵州省独山县希望小学的两名布依族小孩读书。后来,因热心人增多了,校方便将我的资助对象作了调整,这样,我就结识了已经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女孩罗珍丽。

罗珍丽是个可怜的女孩。她的父亲因病已在1991年去世,1992年她的母亲也撇下她改嫁了,她有个姐姐,也在1993年结婚另过了,虽说家里还有爷爷奶奶,但他们已经老了,没法照顾她,她因此失了学。全靠“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的帮助,她才又读上了书。

罗珍丽又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她十分珍惜这次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的机会,她写信告诉我,有一年,学校在“六一”前定了一批服装,一个人要交30元,她交不起,就没得校服,但她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她只是担心到时候考不上重点中学。接着,她又自豪地告诉我,她的一篇作文《升国旗》被刊登在学校的“六一”专刊上了。

我深信,罗珍丽一定能考上重点中学。罗珍丽那么喜欢读书,在小学毕业考试中,她的语文、数学都在90分以上。有一次,我打算给她买一件毛衣,她却来信说,她只想要书,要求我给她寄点书。这么爱书的女孩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结果正是如此,不久,罗珍丽来信说,她已经被县重点中学录取了。

我很为她高兴,立即给她寄去了一件由我的姐姐买了上好的毛线并亲手打好的漂亮的毛衣,还寄去了不少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书籍。

1995年,我以“有个女孩叫珍丽”为题,就此事写了一篇短文,投到《经济日报》去,结果《经济日报》却以《有个女儿叫珍丽》为题把此文刊登了出来。

刚见到样报时,我有点怪《经济日报》的编辑乱改我的标题,可后来一细想,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自己已经写了:“照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要求,只要资助对象小学毕业,资助人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我却有自己的想法,只要珍丽能继续升学,我就会一直资助她,直到大学毕业,因为,我已把珍丽看成是我的女儿了。”

可是,有一次因为我整理办公桌的抽屉时,不小心把我的“女儿”寄给我的信的信封处理掉了,我自然就没有了我的“女儿”的通讯地址,我的“女儿”后来也没有再给我寄信来过,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

二十多年来,我总忘不了我的“女儿”,不知道我的“女儿”在县重点中学学得好不好(我当然相信我的“女儿”的学习成绩一定十分棒!)高中毕业后考没考上大学,考上的又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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